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迄今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重点研究项目。鉴于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正迈入与数字技术全面融合、接轨的新阶段，博物馆既是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的前沿地带，亦是新兴思想的实验场域，近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大学博物馆承办的“宅兹中国：博物馆、数字技术与文明探源——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二”分论坛在线上召开。
(资料图)
“宅兹中国：博物馆、数字技术与文明探源——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二”会标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将历史感与未来使命作有机结合
本次论坛的总召集人为《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召集人为四川大学李倩倩副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郭骥研究馆员。论坛组委会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谢维扬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霍巍教授的关心与指导下，共邀请了来自北京、吉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上海的近20位学者，就中国早期文明相关研究成果经由博物馆数字技术活化有效路径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有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观众参与旁听了本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吕红亮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教授，叶祝弟分别致辞。
吕红亮认为，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早期文明探源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学术圈内的讨论。而在另一方面，学术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响应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把学术研究动态向社会公众进行客观、全面的表达，此次会议便是一个宝贵的契机。
李明斌认为，要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地发挥宜时宜人的作用，多学科间的协理合作是必由之路。本次会议学术大家与新生力量齐聚一堂，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领域从事研究、展示传播工作的后继力量与学术传承。
叶祝弟代表主办方致辞，他从学术期刊与文化使命的角度，表达了《探索与争鸣》作为一本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杂志，力图将刊物所关注的历史时段由当下的一百多年，延伸到过去更长时间段的期冀。本次会议举办的初心是将历史感与未来使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宅兹中国”论坛的设计，就是编辑部预期方案的集中表达。
本次论坛分为上、下半场，包括1场主旨发言，8位青年学者的主题汇报和专家评议，以及6名资深专家学者的圆桌交流。
参加“宅兹中国：博物馆、数字技术与文明探源——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二”专家学者合影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聚焦新文明形态下的遗产研究与转化
论坛上午半场的主旨发言环节由吕红亮担任主持。霍巍作了题为“三星堆考古如何改写中华文明的‘知识图谱’”的主旨报告。报告对当前早期文明研究的前沿领域——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三星堆考古，作了完整、深刻的阐述。霍巍详细回溯了三星堆遗址探索的历程，介绍了不同阶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从文明探源的视角加以阐释。他提出，文明探源的目的是把研究成果传递给社会大众，要对中华文化特质形成的脉络、历经五千年不中断而依然屹立于世界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林的原因进行揭示。这对于全球华夏子孙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文化认同而言，非常重要。三星堆考古成果，尤其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特质，对于改变我们原有对中华文明“知识图谱”的认知具有特殊意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我们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去重新审视文明探源的重要标本。同时，他还表示，中华文明体系，以及中国青铜文明、玉器系统所具有的独特性，需要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展示三星堆的手段应该是多样的、阐释方式也是多元的。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运用，在博物馆空间里如何加工成为面向社会的精神产品，是一个极富探讨价值的问题。
论坛的下午半场主题汇报环节，由8位青年学者的主题汇报、专家评议以及圆桌会谈三个部分组成。青年学者主题汇报部分由《探索与争鸣》编辑孙冠豪担任主持。根据本次论坛设定的主题，8场主题汇报围绕“新文明形态下的遗产研究与转化”展开，分为“数字技术与考古成果的阐释”和“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实践与转化”两组。受邀参与本次论坛的青年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博物馆，以及腾讯研究院。他们中有直接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线考古工作者，有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者，还有从事数字技术研究与研发的一线人员，是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新生力量。
下午的第一组发言主题是“视角与理论：数字技术与考古成果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席乐以“从社会认同角度谈二里头与东下冯的关系”为题，结合考古学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豫西地区和以东下冯为核心的晋南地区的人群，认为二者的社会认同有着明显不同，而解决夏代和早商国家构成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郑洛地区与周边的关系非常关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王思渝报告题目是“从内容的角度理解数字化技术对于考古展示的意义”，报告提出从考古资源、遗产类型和内容内涵区分等方面理解数字化技术对于考古展示的意义，提出未来博物馆数字技术发展需从突出器物之美、突出逻辑线条方法论过程、突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结合，以及突出当代性等方面进行革新性探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倩倩报告题目是“重建过去：博物馆数字技术之于早期文明阐释与传承的路径”，报告梳理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进展与博物馆相关主题临时展览举办情况的关系，从考古遗产阐释与传承双重属性的角度，基于近年来开展的调查提出应关注特定技术与内容展示的匹配与契合，由考古学家深入参与，融合多种学科优势“由表及里”地去阐释早期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内涵，拓展大众对于华夏文明的成就认知的广度与深度。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肖波报告题目是“遗产支撑与文化治理：元宇宙的历史向度和发展趋向”，报告提出针对数字技术，结合对遗产支撑与文化治理的思考，提出在未来元宇宙的构建进程中，应为数字技术加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内涵，形成科技与人文协同的良治局面。
下午的第二组发言主题是“实践与转化：博物馆中的数字技术”。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胡盈报告题目是“文物修复上线：技术想象与媒介融合下的文化传承新路径”，报告提出文物修复的线上直播互动、模拟游戏、数字众筹等现象，为公众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同时提出要审慎对待技术与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科技信息部文博馆员王瑶报告题目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报告基于国家首批七家“智慧博物馆建设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的经验，分享了在统一的数据整合与交换标准基础之上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以及智能化观众服务体系的实践经验。
腾讯研究院数字内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童祁报告题目是“数字技术活化传统文化：路径与价值”，报告展示了新一代数字内容技术在博物馆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提出3D数字建模、数字引擎等技术的爆发，为文化遗产与数字技术的交融协作、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更多元的策略和路径。技术迭代促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从真实再现走向动态交互、虚实结合。
郭骥以“数字技术活化传统文化：路径与价值”为题，提出在博物馆针对早期文明的展示中，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构建虚拟的自然和历史环境，呈现文化演进与传播的全貌，针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展示，以及动态化地展示古代文物的功能等方式，发挥提升展示内容完整性、生动性和真实性的作用。
持续关注我国早期文明探源成果
在两组青年报告结束后，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点评与指导。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唐淼应邀作为青年专家的代表担任评议部分的学术主持。
第一组发言的评议专家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教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研究馆员。他们提出，考古学家参与数字技术展示内容与形式设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构建互通机制的问题。第二组青年发言的点评专家为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小朋，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教授。他们认为，不能将博物馆对早期文明普及工作的所有希望都放在数字技术上，应妥善利用技术的优长，以鼓励观众感受遗产实物与遗址现场所带来的历史感。评议专家对青年学者的研究态度、研究路径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在评议环节提出了在博物馆实际工作中数字技术的优长与局限性，勉励后辈学人在相关领域继续精进。
评议专家均表示，青年学者的报告衍生出诸多具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论题与思索。青年学者的报告内容涵盖了“博物馆”“数字技术”和“文明探源”等三个领域，演讲内容互有交叉、呼应与补足。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焦点，有4位学者的发言聚焦早期考古研究与展示的关系，有4位学者聚焦博物馆数字技术实践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问题。发言学者充分运用了考古学、博物馆学、社会认同、技术赋魅、赋能等理论建构，基于调查、文献分析等提出文物活化利用、博物馆知识生产、数字文化治理的实现方案，贡献了深入的洞见与思考。
张小朋主持圆桌会谈环节。包括评议专家在内的六名资深学者基于多年来在我国考古文博领域的深耕与探索引领了与会者圆桌讨论环节，围绕“数字技术与遗产活化、文明传承”的主题逐一发表了见解。
方辉发言题目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文明探源的科技考古支撑”，发言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离不开科技考古的支撑，文物遗产保护、修复、利用工作也离不开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他回顾了考古学科发展的过程，认为考古学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发展，决定了其学科交叉的特点。社会公众对三星堆遗址的关注，不只在于出土的珍贵文物，同样在于对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未来很可能开拓出诸多新的遗产研究议题。
张小朋作了“文博基础数据逻辑关系研究”发言，他提出，博物馆数字展览分为辅助型、代入型、独立型和网络型，利用数字技术展示人类文明时需要关注综合性、区别性、智慧性等的特点。他梳理了文博基础数据的逻辑关系，认为展览是针对人类心理活动的过程，与计算机运行方式相似，而信息是经过整合的数据，博物馆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工才能形成有效信息。
王方提出了“合理建构博物馆数字化技术体系的几点思考”，他的发言基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工作实践的经验，提出针对遗址博物馆构建智慧型博物馆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她认为，建构博物馆数字化技术体系至少应当包括智慧化管理、智慧展示平台的应用和智慧化服务平台3个组团。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利用技术必须围绕博物馆的业务核心，以内容为主，坚持为观众服务，同时考虑采用相对成熟、稳定的技术。
刘斌发言题目为“关于考古成果的转化”，他认为，将考古成果转化的形式归纳为六个方面，即考古遗址展示和博物馆展陈，媒体报道宣传、推广与转化，科普读物，考古纪录片和各类直播节目，演绎型的电影或电视剧，以及文创产品等，他系统地介绍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针对良渚古城制作的数字化展示方案、良渚文化的舆论宣传途径，以及相关考古科普工作的丰富经验。
唐淼作了“虚拟的限度——例谈博物馆展览数字化表达”发言，他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为例，分析了目前博物馆展览数字化普遍存在的各类问题，包括运行成本高、技术团队对内容理解不足、数字化展览与展览的融合度低，以及虚拟限度不明确等，她提出的解决路径包括“最小干预”“非必要不数字化”，以及把握虚拟的限度，以展品研究为内容基础，利用综合手段作传播主体向传播平台的过渡。
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发言题目是“博物馆数字展览的维度”，他从数字展览的初心与使命展开，以吴文化博物馆2021年的展览为例，分享了该馆数据采集过程、设备使用以及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他提出，对于任何一个数字展览，重中之重是对内容的把握，这也是初心和使命，“为数字而数字”，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最终需要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郭骥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要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还需要广大考古、历史工作者和各界研究者的持续努力。他表示，此次论坛重点关注我国的早期文明探源成果通过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展示、转化与传播路径，为未来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的诸多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视角与契机。此次会议基于探索，继而争鸣，较为圆满地呈现会议主办方、承办方的目的与初心。
